首页 > 实时讯息 >

“能动性方程式”：浙江乡村振兴经验的实践启示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4-02 20:43:0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三年来，浙江创新构建“政策引领×村民觉醒×社会协同×制度创新”的“能动性方程式”，为全国贡献“强村富民”的浙江解法

文 | 袁云峰贾康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三年来，浙江以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形成了具有全国示范价值的乡村振兴实践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当下在农业现代化指数连续八年领跑全国的浙江，乡村振兴已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面对“政府热、农民冷”的参与困境、“资源多、整合难”的结构矛盾、“投入大、效益低”的效能瓶颈，浙江创新构建“政策引领×村民觉醒×社会协同×制度创新”的“能动性方程式”，通过要素乘数效应，推动乡村振兴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跃升，为全国贡献“强村富民”的浙江解法。

政策引领，筑牢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政策是乡村振兴的“导航仪”和“稳定器”。近年来，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到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顶层设计日益完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强调“两个持续”（粮食安全、巩固脱贫成果）与“四个着力”（县域产业、乡村建设、治理体系、要素保障），进一步明确了政策导向。

政策引领的核心在于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例如，在粮食安全领域，针对粮食生产责任落实难、风险保障不足等问题，嘉兴市创新“田长制+种粮险”政策组合，平湖市通过“退林还耕”专项政策新增耕地1.2万亩，2024年全市粮食总产突破10亿斤，创十年来新高。这些实践表明，政策需以问题为导向，既要注重“硬件”投入（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也要强化“软件”支撑（如种业创新和农民培训）。

然而，政策落地需避免“一刀切”。例如，景宁畲族自治县将民族地区发展政策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打造“惠明茶”地标品牌，带动3.2万茶农增收。在泰顺县，针对山区空心村问题，采取“政策包干+乡贤定制”模式，司前畲族镇通过“生态搬迁+产业植入”政策组合，实现11个自然村整村搬迁与特色民宿集群发展。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因地制宜，既要“自上而下”规划，也要“自下而上”响应，关键在于可行而见实效。

村民觉醒，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部分乡村存在“等靠要”思想倾向，导致资源依赖性强而内生动力不足。破解这一困局，需从文化认同、利益联结和能力提升三方面入手。

首先是文化认同铸魂。作为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松阳县以“活态保护、有机发展”为核心理念，通过“拯救老屋行动”，将78个中国传统村落转化为文化振兴引擎。2024年全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9.2%，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至2.9万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乡村振兴最佳实践”案例。

其次是利益联结固本。衢州市柯城区创新“农户土地入股、集体统一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上铺模式”，通过构建“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田增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集体增效的“四增”目标。2024年，全区40个村2万余户农民通过土地托管增收2000余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35%。

最后是能力提升强基。湖州市实施“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吸引青年人才参与乡村建设。2024年，全市培育农创客7330名、创客团队792个，青年入乡创业带动低收入农户人均增收3万余元。此类实践表明，乡村振兴需十分注重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

社会协同，构建多元共治的“振兴共同体”

乡村振兴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参与的“大合唱”，需整合高校、社会组织、乡贤等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这也可从三方面总结基本经验。

首先是高校赋能产业。例如，宁海县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美院等十余所高校建立合作在全国首创艺术振兴乡村新模式，推动艺术家激活村民创造力、高校提供智力支持，2024年宁海艺术赋能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增长50%，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宁海经验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复制推广至6省13县。

其次是社会组织补位。遂昌县通过培育127家社会组织，构建起覆盖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网络。2024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86个，投入资金2300万元，受益村民超5万人次，成功打造“社会组织补位”的共富样本。

最后是乡贤反哺桑梓。新乡贤凭借资金、技术或人脉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者。萧山区创新构建“乡贤+产业+治理”三位一体模式，通过全域建立乡贤组织网络，吸引3000余名新乡贤回归，累计招引资金超9亿元，形成“人才回乡、资金回流、技术回援”的发展态势。2024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2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千万元的行政村占比达32%，成功打造乡贤反哺桑梓的共富样板。

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的“金钥匙”

制度创新是乡村振兴的“火车头”和“加速器”，需在土地、金融、生态等领域突破瓶颈而行稳致远。

首先是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大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释放土地红利。例如，绍兴市在全国率先开展闲置农房激活利用，累计激活闲置农房1.58万幢，引进开发项目2965个，带动农民就业超2万人，形成“闲置房变经营房、破旧村成网红村”的转型范例。

其次是金融机制突破方面，大力推广“乡村振兴贷”“农业保险+”等产品，降低融资成本与风险。例如浙江省北仑区建立“阳光农村产权信用贷”“花木贷”等金融产品，有效破解农业发展融资难题，2024年累计发放贷款15.39亿元，惠及4238户农户。

最后是生态价值转化方面，浙江省安吉县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建立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通过“林权流转—碳汇收储—平台交易—收益反哺”全链条机制，将竹林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截至2024年，累计交易碳汇4.63万吨，成交额173.15亿元，带动167个村集体年均增收100万元以上，农户人均年增收8000元。

浙江推动乡村振兴的“能动性方程式”，本质是构建“政府—村民—社会—制度”的良性互动生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高水平包容式发展。政策引领需“精准滴灌”，村民觉醒要“厚植根基”，社会协同应“广纳百川”，制度创新当“刀刃向内”。唯有如此，才能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成功的实践，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尊严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作者袁云峰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财政部博士后；贾康为财政部财科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编辑：李高超）